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近些年来被人们广为称颂，有“儒家市场经济模式”的美誉。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模式不可能持久，因为其经济增长更多是依赖资本投入而不是技术创新。被称为“第五条小龙”的泰国一度曾打算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取代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结果事与愿违，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一败涂地。
泰国的经济增长早已隐含不良因素，许多效益不好的项目从非银行金融机构中获得贷款，造成大量坏账，1997年达到300亿美元。而这些金融机构的贷款又是从银行获得的，泰国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泰铢随美元升值，外贸逆差相当严重。1997年泰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投机资本趁机大量涌入，兑换泰币然后抛压泰铢贬值。拥有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央行5月份联合新加坡进行干预，抛售了120亿美元收购泰铢，维持了固定汇率。国际投机资本在亏损3亿美元之后，于6月份卷土重来，终于迫使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泰铢大幅度贬值，兑美元从25∶1贬为32．6∶1，东南亚其他国家货币亦纷纷贬值。国际投机资本进一步转向香港，企图冲击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但慑于香港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香港加中国大陆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未敢妄动；但迫使港币利率提高，趁机诱发香港股票市场狂跌，投机资本则通过购买看跌期权获利。
各国多种类型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刚刚起步的中国提供了借鉴，使得我们有可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第一，坚持金融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加入WTO的需要，不可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却步。在继续大力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对短期投机资本则需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控制。
第二，近年来国际投机资本采取各种形式进入我国，每年大约有50亿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五年以后可能达到每年2000亿元人民币。国际投机资金曾经大量介入我国股票市场，今后仍有可能继续介入。要想有效控制这些资金，单靠外汇管制是不够的，主要应该依靠市场化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完善，如降低利率、汇率浮动，以减少投机利润。
第三，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并联合国际组织共同防止投机资本干扰经济稳定。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监管，强化法制和银行规则。如果国内金融体系健全，外汇储备只需用于干预增量部分；反之若被国际投机资本动摇了金融的基础，有多少外汇储备怕也难以控制局面。
第四，金融风险应该通过市场经济机制及时释放，不应依靠行政手段强行压制造成风险积淀，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开展人民币与外汇之间的远期买卖，促使企业自己进行保值交易；发展直接融资———都是转移和释放风险的办法。风险也是一种资源。由国家统一承担风险转变为企业和个人承担风险，不仅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且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财富。害怕风险的保值者交纳保险费，而承担风险的投机者获得风险报酬。我们不能仅从消极防范方面看待金融风险，也应该看到转移和释放风险的积极作用。
第五，中国金融有国家强力支持，在相当一个时期仍旧可以保持基本稳定，但也潜伏着危机因素。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同属国家所有，改革中形成的“借贷型经济”将金融风险全部压在了国有银行和政府身上；在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的经验和手段亦十分欠缺；在国内改革过程中，亦有严重的权钱结合；有些人通过金融诈骗、欠债不还图谋暴富；有些人使用公款和居民存款炒作股票，炒卖地皮；总有少数人企图占有改革收益，而将改革成本向社会转嫁。常此以往，将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而金融危机则是上述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表现。从根本上杜绝改革中的官商结合，乃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实质性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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